“棱镜门”为人们反思大数据时代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提供了一个范本，斯诺登潜逃、引渡以及政治庇护这样的情节增加了戏剧性，却无碍于反思这个问题的内核。
“谢谢你，斯诺登！”临近感恩节，一个自由组织为感谢斯诺登公开美国监听秘密，特地在华盛顿的一辆巴士上打出这样一幅致谢的广告。
从2013年6月初，斯诺登揭发美国的“棱镜门”事件，到九大互联网巨头卷入美国监控全球互联网计划，再到斯诺登到俄罗斯寻求避难，最后到美国政府斡旋大数据监控是为了所谓的“反恐”。从纯技术角度来看，“棱镜”是一个典型的通过分析海量通讯数据获取安全情报的大数据案例，但它也引发一个重要的思考：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该何处安放？
根据斯诺登提供的信息，美国国家安局拥有的正是一套基于“大数据”的新型情报收集系统，这套名为“无界爆料”的系统，以30天为周期，可以从全球网络系统中接收到970亿条讯息，再通过比对信用卡或者通讯记录等方式，能几近真实地还原个人的实时状况。
“棱镜门”为人们反思大数据时代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提供了一个范本，斯诺登潜逃、引渡以及政治庇护这样的情节增加了戏剧性，却无碍于反思这个问题的内核。
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斯诺登已经被“脸谱化”，一方认为他是公众隐私权的扞卫者，是自由的守护者；一方认为他是叛国者，是双面间谍，应该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当更多的事实披露出来，谁是英雄，谁是罪犯，也会慢慢浮出水面。
震惊源于“小数据”思维“大数据”基础已完备
“斯诺登事件让我惊讶的不是‘棱镜’计划本身，而是如此众多的社会大众还是小数据’思维，对这个计划如此惊讶。”这是《大数据时代》一书的作者之一迈尔·史恩伯格在香港大学的演讲中，对此全球性事件的反应与感慨。
的确，对当今全球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大数据”还是个相当陌生的概念，甚至还未曾听闻，事实上它已悄然而至，从微观到宏观，从商业到政治到军事，铺天盖地，无所不在。斯诺登揭露了“棱镜”，“棱镜”揭示了“大数据”。
就商业用途而言，今天的谷歌[微博]、微软[微博]、惠普[微博]等，已完全可以通过它们掌握的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甚至亿计的数据，经由“超级计算”，准确推断消费者的习惯、电影的票房、流感疫情的发展趋势。商业如此，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用途和潜在利益当然也不遑多让。
这就是“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时代”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一，数以亿计的人们，无时无刻，不知不觉地在生产大量数据，每一个人在每一时间每一地点，那怕是一个最不经意的微小行为，就是一个数据。所以，合起来，就是海量的数据。二，数据虽已产生并存在，除非把它“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全数搜集网罗起来，否则没有意义，这就要靠像“棱镜”一样的网络技术。三，最后一步，就是将海量的数据以超级快的速度加以归纳、计算与分析，这就靠一代又一代推陈出新的超级计算机。第一个基础是从来就有的，现在，加上了第二与第三，我们就进入到了“大数据时代”了。
被手机“出卖”没有什么与隐私无关
电子科技大学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周涛曾经介绍过2013年公开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某个手机用户只要曾出现在4个基站的服务区，利用大数据模型，研究者就能把他从百万用户中区分出来，识别他的身份，准确率为95%。此文发表在《自然》出版集团的学术刊物《科学报告》上。
结论就是，别让我在4个基站看到你。
周涛是畅销书《大数据时代》的中文译者。他表示，大数据的“1.0版本”仅仅是分析那些与目标有直接相关性的数据，但到“2.0版本”后，大数据更关心“数据的外化”，也就是将更多看似无关的数据纳入视野。
周涛本人也正研究如何通过大数据识别个人信息，通过分析一个人某段时间的GPS定位数据，就能知道他的性取向：“瞒了家人几十年的秘密，也许一个手机软件就能出卖你。”
无论是“4个基站”，还是“手机与性取向”的研究，都表明一个事实：通常被认为与隐私无甚关联的信息，在大数据时代都将发生质变。周涛透露，国外科学家已经建立了模型，通过分析人们在Facebook上的行为，也能判断他的性取向，所需要的只是用户添加的“喜欢”或“不喜欢”标签，大约需要100个。
周涛强调，他的研究被置于严格的监管之下，而且是基于同性恋者自愿提供的信息，并不侵犯隐私。但是否每个大数据从业者都如此遵守规则？
北京邮电大学[微博]管理学院教授万岩说，她曾对自己的学生做了一个问卷：公开自己的信息从而得到更有针对性的营销，或是严格保护隐私但必须自己动手搜索商品，你会选哪一个？学生们的回答大致是50：50。
普通人对网络隐私的态度，也许还很有宽容度，他们必须接受，或者说忍受一个事实——大数据时代，人就是透明的。
正如《纽约时报》所说，斯诺登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因为他使人们看到了，像美国这样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和情报能力的一个国家，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窃取全世界的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