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日常生活的数据信息，主宰着越来越多的商业决策。那么对大数据毫无贡献的人群，又该何去何从？

　　大数据时代，不少人担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受到形形色色的监控、追踪，进而简化为数据点，经过一番运算，用于见不得人的政府或企业勾当。

　　另一方面，相对脱离数字世界的人群却可能面临完全相反的问题，根据《斯坦福法律评论》（StanfordLawReview）最近刊载的一篇文章表明，该群体缺乏关注。

　　“大数据对没有被它吞噬的群体也构成一定风险，这个群体的信息没有得到定期的收集、整理或提取。”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乔纳斯？勒曼（JonasLerman）写道。

　　曾几何时，日益膨胀的大众数字资料大部分被商家所用，作为提供个性化广告和优惠券信息的参考，谁管你需不需要这个信息？

　　然而今时今日，“大数据”分析渐渐影响着各种重大决策，决定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机遇。通过背靠数据预测未来，零售商确定了新店地点和商品价格，企业设计出了新产品，政治家制定投票率策略，分析家研究出疾病传播方式与恐怖分子的动向。甚至是白宫也发起一项价值2亿美元的计划，旨在帮助决策机构从大数据中“获取、整理并推断出结论。”

　　对勒曼来说，组织这些数据力量是为了给“大数据边缘”人群创造全新形式的无声主义，将显着放大现有的地理、经济及社会阶层的不平等现象，并将影响数据集结果，使其偏向大多数群体。

　　“这可能重组社会架构，将来唯一事关紧要的人群、唯一有数据价值的人群，是会定期为正确的数据流做出贡献的人群。”

　　勒曼列举两个假设个体，作为例子：

　　01：一位居住在曼哈顿的30岁白领。她使用Facebook、谷歌、网飞（Netflix）和亚马逊，拥有借记卡、信用卡、购物卡、公交卡、以及在汽车仪表板上电子支付通行费的快易通（EZpass）。智能手机里和车载的GPS导航系统引导她走天下。

　　02：一名散工，居住在美国最穷城市—新泽西州卡姆登市，距离曼哈顿2个小时的车程。他的工作酬劳以现金私下结算，没有手机、有线电视和电脑。他坐公车付现金，家里没有车，偶尔在图书馆上网。

　　勒曼指出，今天很多大数据工具都经过校准，专门针对“足迹遍布数字世界的”曼哈顿人。“大数据所塑造的世界会考虑曼哈顿人的习惯和偏好，会慢慢演变成属于她的世界。但目前，大数据忽略了我们卡姆登的兄弟们。”他认为，随着大数据进一步重整政府与市场秩序，卡姆登等地区的居民将被逐出机遇之门，甚至连民主参与也无福消受。

　　解决方案还是有的。他提出，方案一是确保决策者在设计新的公众安全项目时，能够在大数据途径之外考虑到未能深入数字世界的群体。最终，联邦政府甚至可能通过与2008年《反基因歧视法》（由布什总统签署，禁止人寿保险公司以某人具有对某种疾病的易感基因为由，取消、拒绝对他进行保险或提高保险费用，禁止雇主以遗传信息为依据进行雇佣、解聘、升职、加薪，或做出任何与雇佣行为有关的决定）类似的新民权法案。

　　他最后强调，“要确保大数据革命是一场公平的革命，其益处能够得到广泛、合理的分配，我们可能还需要保证少数群体不被遗忘、不被排斥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