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0年，着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便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将大数据热情地赞颂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不过从2009年开始，“大数据”才逐渐受到重视。

　　近期引发热议的专着《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作者指出，大数据将深远地改变政府的运作方式和政治的性质，大数据时代人们对待数据的方式出现了三个变化：第一，人们处理的数据从样本数据变成全部数据；第二，由于是全样本数据，人们不得不接受数据的混杂性，而放弃对精确性的追求；第三，人类通过对大数据的处理，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转而关注相关关系、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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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有“4V”特点：Volume（容量）、Variety（种类）、Velocity（速度）和Value（价值）。Volume指巨大的数据体量与完整性，数据量从TB级别跃升到PB级别。Variety指类型繁多，在海量、种类繁多的数据间发现其内在关联。Velocity指大数据要求处理速度快。Value指大数据的洞察力和价值，需要将信号转化为数据，将数据分析为信息，将信息提炼为知识，以知识促决策和行动。

　　大数据时代来临凸显数据的重要意义。2012年奥巴马政府宣布投资2亿美元拉动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甚至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把对数据的占有和控制视为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联合国也在2012年发布大数据政务白皮书，指出大数据对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大数据泛指巨量的数据集，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关系混杂、动态持续、变化不定，需要用先进的技术和工具，在合理时间内实现数据的撷取、存储、分配、提炼、处理、集成和分析，并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资讯和信息。

　　大数据时代来临对政府应急管理构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新挑战。政府应急管理是指在非常态的危机情境下，各种突发不利情况、严重威胁、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高度积聚，政府必须在相当有限的时间约束下，做出关键性决策和具体的应急处置措施。大数据时代来临极大地增加了政府应急管理的困难和挑战。在危机情境下，政府需要对来自网络包括物联网和机构信息系统的数据附上时空标志，去伪存真，尽可能收集异源甚至是异构的数据，必要时与历史数据对照，多角度验证数据的全面性和可信性；政府还需要对多源异构、多实体、多空间和交互动态性的大数据样本进行实时处理，需要将高维图像等多媒体数据降维后度量与处理，利用上下文关联进行语义分析，从大量动态而且可能是模棱两可的数据中综合信息，并导出可理解的内容。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政府收集和处理大数据的复杂度。

　　与此同时，大数据时代来临也为政府应急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前景。数据规模越大，处理的难度也越大，但对其进行挖掘可能得到的价值也更大。政府部门可以从传感器、卫星、社交媒体、移动通讯、电子邮件、无线射频识别设备持续不断地接收数据，通过捕集、摄取、分析、存储和分配数据，保障数据安全，并将其转化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信息。在危机情境下，政府可以运用大数据技术收集舆情和民意，通过分析相关数据，可以了解大众需求、诉求和意见；可以利用短信、微博、微信和搜索引擎，监控热点事件，挖掘舆情，还可以追踪造谣信息的源头。在危机情境下，政府可以对大数据进行恰当地管理、建模、分享和转化，从中提取新的深刻见解，并以过去根本不可能的方式做出应急决策。